关键，北京LORD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白令陆桥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董事长，“自然中心”创始人，展学工坊™、无题博物馆™和古生物农场™创办人。任职于北京自然博物馆，从事古生物学研究近二十年；后赴美深造地球科学与环境专业，并进入国际展览行业，加上早年在北京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的古生物学和地质学基础，积累了20年的跨文化、跨学科策展经验。回国后一直投身于中国自然科学类博物馆的创新实践，致力于推动“自然认知重构”展览理念落地，打造了一系列融合科学、教育与体验的新型展示项目。

  博物馆里，一场无声的共谋正在上演：设计师精心准备“正确知识”，观众心照不宣地前来“领取答案”。双方都默认——展览的功能，就是科普；观展的意义，就是记住。

  关键却觉得，这恰恰是问题所在。他见过太多孩子站在高大的恐龙骨架前眼神发亮，可一看到那些满是拉丁文学名和地质年代的标签，就默默转身走开；他也见过专家在布展陈列中反复核对标本分类，却从未问一句：“观众真的关心这个吗？”更没人想过，普通人走进博物馆时，真正想问的其实是：“这跟我有啥关系？”

  正是这种双向的思维定式，让他开始反思：我们是不是把“展览”理解错了？“展”是博物馆展示什么，“览”是观众如何看、如何想、如何回应。过去几十年，我们只盯着“展”——展品多不多、标签准不准、学科逻辑严不严谨；却几乎忽略了“览”——观众的兴趣从哪来？好奇心如何被点燃？思考又该如何发生？关键认为，展览预设观众需要“正确知识”，但真实观众带着生活和生存反思、具体困惑和天马行空的好奇心而来——二者从未真正对话。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打破那些看不见的墙：学科和生活之墙、过去与现在之墙，以及专业话语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墙。于是，从科研岗位跳到创业一线，从引进国际做法到扎进本土土壤，他带着一个朴素却坚定的愿望上路：让博物馆不再是沉默的教科书，而成为能“想”、能“问”、能“动手”、能“连起来”的认知场域。

  关键发现，真正的危机不在展品不够珍贵，而在一种根深蒂固的默契：设计师以为观众需要“正确知识”，观众也认为自身该来“获取知识”。二者在“科普”的共识下，共同放弃了思考的权利。正是近二十年在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古生物研究经历，让他对这一割裂感受尤为深刻。那时，他每天打交道的，不是化石就是分类表，不是论文就是标本柜。他对自己研究的每一块骨头的年代、地层归属、演化路径都门儿清，也深知背后复杂的系统逻辑。但时间越久，一个疑问就越强烈：在博物馆里传播这些知识，观众真的需要吗？他们看得懂吗？更重要的是，看了之后，能带走什么？

  “我们过去的做法很简单，”他回忆道，“把标本摆出来，贴个标签，写上‘这是什么’‘来自哪个年代’，就觉得任务完成了。”可现实是，观众看完就走，既没产生好奇，也没引发思考。博物馆成了一个“一次性打卡地”，而不是激发思维的空间。展览功能简单化导致了博物馆在观众心目中的简单化，这可能也是观众不远千里到大城市参观博物馆的原因，他们都以为中小博物馆既给不了“品位”感，更给不了与自己的关联感。

  这种遗憾，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他赴美访学时变得更清晰。在国外，他看到博物馆可以是社区的客厅，是亲子一起动手的工坊，甚至能围绕“蜜蜂如何导航”这样的小问题，展开持续数周的探究活动。更让他触动的是，很多成功的中小型馆并不依赖藏品数量，而是靠“连接”取胜——把人和知识连起来，把自然和生活连起来。他逐渐意识到，未来中小型自然科学类博物馆的出路，不在“有多少标本”，而在于“能不能让人产生思考”。

  2003年非典期间，他临时决定留在国内发展。起初承接的仍是科学院昆明动物博物馆、南京古生物博物馆这类大型项目，虽然尝试引入国际策展方法，但很快发现体制内的惯性太强。馆方最关心的，始终是如何把现有标本“展示出来”，而不是观众到底要说明。哪怕加了互动装置、换了灯光设计，内核仍是“我教你听”的科普模式。修修补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他必须另起炉灶。

  于是，“自然中心”应运而生。它不像传统博物馆，更像是一个开放的试验田，同时面向科研人员、普普通通的家庭和游客。通过“展学工坊”“无题博物馆”“古生物农场”这些名字听着有点“野”的项目，团队试着用故事、问题、动手操作，甚至AI互动，把知识从“背下来的东西”变成“可以摸、可以聊、能自己造出来的东西”。比如在商场里建社区自然馆，让孩子放学后能顺路进来拼恐龙骨架；在学校设自然教育角，让学生记录小区里的昆虫变化；在国家公园配套展馆中，用本地生态故事替代全球通识内容。

  这些年，关键带领团队完成了数十个项目，出版了八本关于博物馆的专著，参与编写《中国博物馆发展》的自然部分，还在国际期刊发表了几篇古生物论文，包括2016年与科学院一同在NATURE上发表论文。因为关键坚信，做好展览必须有扎实的科学基础，才能更正确和有效地发挥，才会在实现认知重构上有坚定的信心。也是由于这一信念，自然中心坚持将最新的科学成果带入各种通俗易懂的展示行为之中，加上在美国学习的博物馆展览学基础和数年北美展览公司的工作经验，坚定了建立“启发和探索”型展示方式，才是自然科学博物展览展示的正确路径。当问他最在意什么？他说，是看到慢慢的变多的孩子在展厅里主动问“为什么”，互相争论某个模型的结构是不是合理，蹲在地上反复拼装——那才是他心里“活”的博物馆。

  自然中心由此提出一个核心问题：无论是博物馆设计者（包括学科专家），还是观众，都已习惯于“知识解读式”的科普展示。我们是不是需要从视角、方法、技术到传播理念，进行一场系统性的转变？正是基于这一追问，团队开始在展品选择、展示目标、受众需求与展览形式等多重维度展开探索，“自然认知重构”的基本思考也由此发端。

  “作为设计师，能不能从‘览’字下手？”关键常这样问。在他看来，真正的展览不该止于“看见”，而要激发“思辨”——观众不是知识的容器，而是能质疑、能推理、能建构意义的思考者。这句话看似简单，实则指向一场深层变革。

  在他看来，传统博物馆的规划逻辑是典型的“学科中心+线性叙事”：先确定主题，再按哺乳动物、昆虫、矿物等学科分区，最后用一条“故事线”串起来。这种结构对专家友好，却与现代人的认知方式严重脱节。观众生活在信息交织的日常中，他们不会按“昆虫纲”去理解世界，但会因“为什么蚊子夏天多”“小区里的鸟吃什么”而产生兴趣。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是否能从观众“览”的角度去“寻根”科学知识？而不是门纲目科属种？展览若仍坚持学科割裂，就永远无法回答那句最朴素的提问：“这跟我有啥关系？”

  今天的观众生活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手机里每天涌入海量内容，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也日益复杂。他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知识点，而是判断力、关联能力和对“关系”的理解——而这恰恰是传统展览没办法提供的。

  因此，自然中心提出三大转向：第一，从“按学科分展区”转向“按生活问题组织内容”。自然界本无割裂，为何展览要强行分区？他们主张围绕“适者生存”“生态平衡”“人与生物圈”等综合议题展开，让观众在具体情境中自己理清物种、环境、人类行为之间的动态网络。第二，从“我说你听”变成“我们大家一起琢磨”。博物馆不应再扮演“老师”，而要像“服务员”一样，不断调整内容、优化互动、创造对话机会。观众不是来“接收知识”的，而是来提问、试错，甚至共创的。第三，别光讲“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们从哪里来？”，更要问“这对今天意味着什么”。比如恐龙，不只是远古爬行动物，还可以拿来理解循环系统、比较解剖；三叶虫的脚印，也能引出“它怎么走路”“环境怎么影响行为”的讨论。为此，自然中心甚至设计了一个“恐龙医院”，让恐龙躺在现代诊疗床上，和人类、青蛙、老虎一起“看病”，拿到科学诊断书！——当然，是用比喻的方式，引发跨时空的思辨。

  这些实践背后，有坚实的理论支撑，尤其是“元认知”理念。所谓元认知，就是“对思考的思考”——引导观众反思：“我刚才为什么这么想？”“这个结论靠谱吗？”“有无另外的可能？”这本质上是对观众认知能力的信任——不再把他们当作被动接收知识的容器，而是具备判断、质疑与建构能力的思考者。在展览中，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不直接给答案，而是通过矛盾设定、开放问题、对比模型，激发观众自己推理。例如，他们曾构想一个“不可能”的物种：嬉水鸭嘴龙与现代骆驼的杂交体。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怎会是杂交？但正是这个“荒谬”设定，引发了大量关于新陈代谢、生殖系统、干旱与湿润环境适应策略的讨论。观众会争、会查资料、会画解剖图，甚至争论“如果真存在，它该归哪一类？”——这一过程本身，就是科学思维的训练。

  基于此，自然中心建立起“博物馆库房里的大特奇+AI深度思考展示”模型。所谓“大特奇”，是指那些非常规，甚至略带荒诞的展品或设定，其目的不是猎奇，而是打破观众的认知惯性，触发深度思考。同时，在myseum（全民博物馆）理念支撑下，自然中心坚信：未来中小型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必须以“交流与服务”为核心形式。它们不应再是高高在上的知识殿堂，而应具备全面的服务姿态——回应社会需求、贴近个体兴趣、尊重好奇心，并通过多维手段建立人与自然的联结。关键认为，未来的大部分博物馆（除大型博物馆和大量珍贵标本场馆外）的主要展示方式一定是开放的、交流型的、AI交互式的，而这些博物馆的任务是以服务为主，包括对交流内容发展、设备更新、环境营造和各种服务。这样才可以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同步。

  为实现这一目标，团队摸索出“五维一体”的体验生态：一是沉浸场景，如复原一片热带雨林，让人一脚踏进去就忘了外面；二是多模态交互，让展品能“说话”，观众能用手势或语音提问；三是研学任务，比如记录小区昆虫、参与公民科学项目；四是情感链接，把地方传说、童年记忆、环保议题融进展览；五是可持续运营，依托用户生成内容和云端平台，让展览能持续更新，不变成“一次性布展”。这一些方法在为山东临沂人与生物圈展学空间、苏州科技馆巡展、广东正佳广场自然博物馆，以及南岭国家公园博物馆准备的方案设计中得以应用。

  衡量一场展览是否成功，不在于观众记住了多少知识点，而在于他们离开时，心里装着多少个“为什么”。要真正深入“览”字，除了以好奇为引，更需看见不同观众的“出发口”——有人从家庭困惑而来，有人带着职场压力，有人因生活难题驻足。博物馆的价值，远不止填补“科普空白”，而在于提供学校难以给予的“智慧胶囊”与“辩证思维U盘”：那些能帮助人理解复杂关系、应对现实挑战的认知工具。展示物件若能回应新生活方式的功能需求，便不再是沉默的标本，而成为照亮日常的思维伙伴。

  关键坦言，这条路走得并不轻松。最大的阻力，一方面来自专业圈“以学科为中心”的展示惯性，另一方面来自公众“博物馆=背知识点”的认知定式。许多科学家一辈子钻研分类学，张口闭口拉丁名、属种差异，却很少琢磨：“这些对普通人有什么用？”开专家评审会时，常有人坚持必须按脊椎动物、鸟类、昆虫分类为中心，“不放学名就不专业”。关键苦笑：“可谁真去看呢？观众连标签都不读，还谈什么专业？”

  另一边，观众也带着根深蒂固的印象走进博物馆——“这里是科普的地方”“看了就得记住知识点”。有一次，他们在展项里设了个讨论区：“恐龙能和哺乳动物杂交吗？”本意是激发想象和思辨，结果不少家长直接绕开，只让孩子抄下“正确答案”。关键感慨：“他们还没意识到，提一个好问题，比背十个标准答案重要得多。”这种认知惯性，比技术难题更难突破。

  他甚至希望，观众走进博物馆前，能带着自己的“小九九”——一个生活中的困惑、一个天马行空的猜想，或一个想验证的想法。在展览中，他们不是被动接收信息，而是不断与展品对话、与自己较劲，在“入口”的好奇与“出口”的反思之间，完成一次认知的来回。最终带走的，不只是知识，更是对生活问题的新视角、新解法，以及高高兴兴回家时心里那份“我也可以想明白”的信念。

  面对这些，他选择少说多做。自掏腰包建立展览，在学校推展学工坊，用真实反馈说话。与林业教育系统合作，开发“自然教育基地”与新质生产力的关联课程，从口号变成课程、空间和日常活动。他还投资建设研发工厂，与国际在线频道共建短视频拍摄基地，发起“创锦赛”大学生科技文化展示创意大赛（传媒大学赛季、山东大学赛季），吸收年轻人的好想法，反哺展览创新。

  眼下，他正全力推进几项重点工作：一是与广东省林业厅合作，打造一套基于“人与生物圈”理念的自然教育体系（南岭国家公园博物馆），弱化单向科普，强化生态意识与生活方式的联结；二是在几个科技馆的规划设计中深化“平行时空”概念，让古生物成为理解量子力学、系统论等前沿科学的桥梁；三是把“古生物农场”模式标准化，争取铺到更多社区和校园，让更多孩子在玩中问、在问中学。近期，他还开始以“新质生产力”为指导原则，探索“自然教育基地”的升级路径。

  如今已过花甲，关键却没打算收手。“这事还没做完，”他说，“时代在变，人对自然的理解也在变，博物馆不能停在原地。”他希望未来的博物馆，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知识殿堂，而是街坊邻居都能走进去、坐下来、聊几句、想一会儿的“认知伙伴”。他常挂在嘴边一句话：“所有伟大的发现，都始于一次心动的好奇。”而他所做的，就是守护这份好奇——让它在展厅里生根、发芽，慢慢长成一片能思考的森林。这条路或许漫长，但他愿意继续走下去。为了自然，也为了人。